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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（第1页）

晨光熹微，朝雾弥漫，建筑的轮廓在雾霭中模糊不清。

整座城市就像是一个被失眠折磨的困顿者，将醒而未醒，欲眠而难眠，偶有悠长的汽笛声传来，反而更添几分茫然。自从一九三七年之后，上海的清晨就一直如此暧昧。

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行驶在南市狭窄的道路上。不知是不是雾气大的缘故，它的行驶速度不快，乘客似乎并不急于赶到某个目的地，倒似在徜徉一般。

它正沿着民国路自东向西开去。这条路原本是上海县的南城墙与城壕，后来政府改建，把城砖拆毁填入城壕，在原址上修了一条近乎半圆形的弧形路段，称为民国路，北面顶点毗邻法租界，南边的两个端点，与方浜路的东西两头恰好相连。南市有个流传颇广的谜语童谣：“一街分三向，东西北白相。”谜底即是民国路。

这辆轿车的行进路线很古怪。它从民国路的东头出发，沿着弧形道路依次走过新北门、老北门、小北门……然后再沿着方浜路向东直行，正好走成一个半圆形。

半圆边缘的每一个路口，都设有一道铁栅栏，以民国路为边界，硬生生把这块街区从南城切了出去，变成一个独立城寨。此刻车窗上出现一张外国人的面孔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经过的每一个路口，透过栅栏空隙，把“城寨”内的景象一次次收入眼中。

此刻“城寨”里一片静谧，高高低低的木屋都掩着窗板。大部分居民仍在安睡，浑然不觉被人如此伤感地注视着。

当车子开到方浜路与阜民路交界的路口时，太阳已徐徐升起。借着朝日的光辉，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寨最高处的建筑顶端，正飘扬着一面旗帜。这旗帜正中是一个红色十字，边缘绘了一个圈，旁边写着中英文的“上海国际红十字会”及“南市难民区”几个字。

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睛，在“南市难民区”这五个字上停留良久。随即车厢内响起一声沉重的叹息，那人拍拍司机的肩膀：“我们去码头吧。”

车子加快速度，不一时开到了十六铺码头。一个瘦高的法兰西人从车上走下来，眼窝深陷，身材颀长，可惜大半截右臂都不见了。下颌那一部纯白长髯倒是十分健旺，活像一蓬不曾蘸过墨的笔须。

码头上静悄悄的，没什么人，只有一个中国人伫立在系缆柱旁。那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，戴着金丝眼镜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只是双鬓微显斑白。

他一见到神父，连忙快步走过去：“饶家驹神父，你是不是又去南市难民区了？”

“唉，对。马上要离开上海，所以我特意让司机去兜了个圈子。我有一个直觉，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。”饶神父的语气里满是感伤，他握紧对方的手，“孙医生，我走以后，就要靠你们啦。”

“局势日益恶化，我们也不知道能支撑多久。”孙医生微微露出苦笑。饶神父习惯性地低声嘟哝了一句法国谚语：“A force de mal aller，tout ira bien。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
孙医生挑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翻译。三年以来，这句话被饶家驹神父时时挂在嘴边，已成了口头禅。尤其近一年来，他说得越发频繁。大环境日渐艰辛，若不乞灵于一丝微茫的天道规律，只怕很难支撑下去。

饶家驹的中文很好，听得出这几个字的微妙暗示。他微微一笑：“孙医生，悲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，会觉得自己的抗争已无意义，只能由上帝来选择命运；乐观主义者听到这句话，会认为未来尚有一线生机，值得奋力一搏。你是哪一种？”

孙医生扶了扶眼镜：“我两者皆不是，我会奋力一搏，然后听凭上帝的安排。”饶是饶家驹心事重重，听到这一句话也忍不住大笑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我倒忘了，这才是你们中国人的哲学啊。”

“我是怕自己把未来想得太通透了，就丧失了在当下坚持的勇气。”孙医生说得很坦白，也很疲惫。

饶家驹歉疚地抓住他的手臂，看到对方眼圈微微泛红。这次自己骤然离去，对这位中国医生的打击比想象中要大得多。